1919年1月28日，法国外交部会议厅，巴黎和会就中国山东问题进行专场讨论，顾维钧代表中国政府申诉立场。他说：“山东省是中华文明的摇篮，孔子和孟子的诞生地，对中国人而言，这是一块圣地。全中国人的目光都聚焦于山东省，该省在中国的发展中总是起着重要的作用。”
80年后，反映巴黎和会的电影《我的1919》里，演员陈道明展现了顾维钧人生的高光一幕。电影中有一句经过艺术加工的台词，表达了类似的意思：“中国不能失去山东，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。”
这话虽然有所演绎，但是表达出的观点却得到了世人的普遍认同。那么，从中国文化全局来看，山东的地位为何格外重要呢？
周封天下，特重齐、鲁。周武王“封功臣谋士，而师尚父为首封”，将姜太公与周公这两位灭商统帅和安邦首辅分封齐、鲁。
封姜太公于齐，意在建立镇抚东方的军事重镇；封周公于鲁，则意在承传发展周文化于东夷之地。周封齐之后即授姜太公以“五侯九伯，实得征之”的征伐大权，成为后世齐国称霸的基础；而封鲁之时，则特别将一些传世文物、典策、器物以及主持王室祭祀的职业官员配送于鲁，使仅供周王室使用的“四代之器、服官，鲁兼用之”，让鲁国享有“王礼”。这些做法都在立国之初为齐鲁奠定了成为东方文化重镇的深厚基础。
鲁国后来成为礼乐文化中心。首先在于它秉持周礼，以礼治国，各国诸侯大多因尊周礼而尊鲁。其次，鲁大量保存了周王室及各诸侯国的礼乐典章。孔子之时，鲁有存诗三千余篇，经过孔子整理，“皆弦歌之……礼乐自此可得而述”，成三百篇之《诗经》。可见，到春秋末期，鲁国无论在典籍器物保存，还是在文化人才的聚集上都是集大成之地，周代的礼乐文化确已集中到鲁国。
齐国后来以霸业成为当时诸侯各国政治、文化交往的中心。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，于春秋前期成就霸业近半个世纪。其对文化的提升在于：称霸是以主会盟、尊周室、倡礼义、伐戎狄、护中原为其主要内容。其霸业成为一种备受称赞的“仁”举，主要靠的是诸侯会盟而不是武力征服或战争。
（二）
春秋末期，齐鲁文化的“重心”地位提升到一个新阶段。
“重心”地位的第一个表现，是孔子的出现。
孔子开中国私学教育先河。他借重鲁国丰富的文献典籍，整理三代以来古文献，编定“六经”，打破了历史文献典籍被贵族垄断的局面，使之走向社会，传之后世，使齐鲁成为三代以来历史文献汇萃整理之地、传世经典产生之源。
孔子为齐鲁之地培养了大量人才，身通六艺者有72人之多，以鲁人与齐人为最多。人才丰富的重要体现，就是诸子多半出齐鲁，齐鲁成为诸子之源。
文化的影响力是持久的。山东人既有圣地之人的自豪感，也有礼义之邦的自律，形成特殊的道德风气。
一是崇德之风。特重道德修养，以德传家，以德为尚，成为道德模范之乡。二是重教之风。崇文尚德是山东人传承不息的社会共识。三是尊老之风。所谓“孝为百行之元”，山东人特重孝敬父母。
正因如此，钱穆在《中国历史精神》中说：“中国各地区的文化兴衰，也时时在转动，比较上最能长期稳定的应首推山东省。若把代表中国正统文化的，暨如西方的希腊人，则在中国首推山东人，自古迄今，山东人比较上最有做中国标准人的资格。”
进入新时代，山东成为文化“两创”的首倡地。拥有如此殷实的文化家底，探索开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新路径，山东自然责无旁贷。
（大众新闻记者 张九龙）
